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硬币边缘刻着“公益优先于私利”。虽然表述完全不同，但社会主义的绩效原则或多或少追求相同的目标：

“各尽所能，各取所获”。

理论上这当然不是一个坏主意。不幸的是，它并未奏效——至少在民主德国没有，因为远非所有人都符合那种勤劳诚实的想象形象。这一点被诸如“知识就是力量——无知无所谓”或“私事优先于灾难”之类的说法带着讽刺意味掩盖。

不按公众期望工作——或者至少不是那样工作——因此也就不会为公益做出多少贡献——却不会受到惩罚。然而过得不错却是常态，因为没有人被完全弃之不顾，即便是最懒的人也不用为食物或住房担忧。

因此不足为奇，出现了许多行为，可以用诸如“星期五从一点开始——各人自为”或“愚蠢创造闲暇”这样的口号辨识。对这样的人若无强制手段是难以改变的。再加上一种不良习惯：在所有较大的企业中，像 SED、FDGB 或 FDJ 这样的社会组织的职能人员常常由职工负担费用而被或多或少免去工作，这更是助长了这些懒人的气焰。

对部分前民主德国同胞所受批评的行为也有更深层的社会原因：生活在一个不奖励表现且不惩罚不作为的体制中，人们就会按体制所容许的方式行事。换句话说：一些民主德国人表现出愚笨、懒惰和贪婪，并不是东德人的性格特征，而应归咎于社会制度。

我坚信资本主义之所以运作良好，是因为每个不太愿意工作的人都会不断被“威慑手段”摆在眼前，例如乞丐、失业者、无家可归者和“Hartz IV”。在民主德国，没有人会面临这样的命运——不幸的是，或许该这么说，因为坏榜样败坏风气。这在劳动生产率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民主德国在1988年的劳动生产率仅为西方的约20%到25%。”

资料来源：联邦政府：1989年变革前民主德国的经济状况

我亲眼目睹了劳动生产率如何通过操纵定额和在工作时间偷懒而被压低，那是在1967年和1969年我分别在当时的 VEB Wasserversorgung und Abwasserbehandlung Gera, Betriebsbereich Pößneck 做了几个星期的临时工的时候。

为了得到一马克（West），人们在动物园火车站的兑换所不得不支付四到五个东马克。这个被民主德国方面贴上“Schwindelkurs”标签的兑换率，几乎恰好对应东西方劳动生产率的比率。这究竟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更深的经济联系迫使如此，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地说：民主德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巨大落后，领导同志们并非不知道。知道列宁下面这句论断的人，本该为此敲响所有的警钟：

“劳动生产率归根结底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对于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列宁, “伟大的倡议”

然而，人们没有尽一切办法去弥补这种差距，反而沉湎于自我颂扬。例如，经济学家 J. Kuczynski 在他的著作《与我的曾孙的对话》中的论述就很典型，当时这本书在民主德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像他一样，整个 SED 精英大概都寄希望于资本主义凭借其经济规律会在自身的危机中自行瓦解。正如我们所见，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由于气候变化，资本主义的生存能力再次受到质疑。许多左翼政治参与者要求 “System Change”。不过，这一面向的资本主义批判并不是真正的新事物。

Wolfgang Harich z.B., ein systemkritischer Marxist, der von den demokratischen Deutschland-Oberen 1956 verhaftet, 1957 zu zehn Jahren Gefängnis verurteilt und 1964 amnestiert wurde, warnte bereits 1975 in einem Text zur Rezeption der Berichte des 罗马俱乐部 vor den Gefahren des Klimawandels:

“工业化引发了某些过程，有的可能导致新的冰河期，有的可能导致致命的高温，人们不知道这些过程将如何发展，会伴随怎样的极端气候灾害，也不知道它们是否会有朝一日自行达到平衡。最近异常的冬季气温已经不预示任何好兆头。”

资料来源： Wolfgang Harich, 1975 – detopia.de上的PDF全文

他慷慨激昂地主张，必须克服资本主义以防止人类灭亡——在维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拯救人类。

“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实现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上贯彻罗马俱乐部要求的先决条件。”

资料来源：Harich, a.a.O.

在这方面，他描述了在他看来共产主义应如何构建。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中满足需要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Karl Marx：哥达纲领批判）在生态约束的背景下无法维持。他基本上或多或少公开主张一种生态独裁，因为并非人人都能拥有各种奢侈品，而必须把自己限制在必需品上。

“在我们的满足需要纲领中，我们必须以把它保持在生态可承受范围内为宗旨，先行进行一项区别性、批判性的清查，梳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各种需求；这些尤其是由阶级社会留下来的，统治阶层的奢侈和示威性消费，尤其还有资本主义留下的那种追逐利润、资本之间的竞争、以及对开发不断新销售市场的冲动。……环境友好的行为、节约原材料和能源、生态负责的消费、自然保护、对一切浪费的道德谴责等等，必须成为人们的“首要生活需要”，即理所当然的习惯，才能考虑实现“按需分配”的公式……”

资料来源：Harich, a.a.O.

例如每个人都想要一个“位于湖岸上的周末小屋”。但这种需求“即便在有一千个湖泊的芬兰也是无法满足的”。因此，针对这种消费品、这种使用价值的“需求应被视为‘反共产主义’”。 Harich要求生态问题不能被忽视，

“……当湖泊和湖岸成为讨论对象时，休闲别墅和周末宅基地造成的土地碎片化会对其生态系统产生毁灭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种不再只是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的社会被证明是一种救赎，前提是其严格的平等原则被无产阶级国家用作压制反自然需求的工具（在这里作为例子的情况中，这些需求同时具有反共产主义的性质）。”

资料来源：Harich, a.a.O.

在这一论证的背景下，我的 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比较 大多体现为“反共的需求”。在我们达到曾经连我也支持的共产主义体制之前，我们大概得放弃自己的地产！

然而，需求问题不能如此随便被搪塞，因为其背后——见上文——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最终关系到民众的生活水平。资源消耗的增长与日益加剧的环境负担迄今似乎密不可分。通过削减需求，理论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削减幅度必须极为严厉，因为例如美国人的消耗是地球所能提供或承受的三倍。对联邦德国测得的超载为150%，对所有被研究国家合计则测得了160%的“超载”（Angaben nach Germanwatch）。没人会认真相信人们会自愿放弃这些。更不可能也不应期望像印度或刚果这样的国家的大多数人将来仍维持在他们目前的财富水平。按照“回到树上去”的口号放弃迄今获得的生活便利并不是出路。只有当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之间实现可持续的脱钩时，才能在长期内将当代和未来的需求与良好的环境相协调。

下图显示了，如果到2050年不仅要实现气候中和，还要把所有其他环境负荷削减到地球可承受的水平，全球对环境的利用必须如何演变。假设世界经济每年增长3.3%（以2020 = 100%为基点），这是1980到2020年增长的平均值（基于 Statista 的数据）。与此同时，地球上所有国家的资源消耗与环境负荷总和必须每年至少减少1.55%。后者将使环境的利用从2020年相当于可承受规模的160%降至2050年的100%。

越接近2050年的目标，两个曲线之间的差距就必须越大。

咱们拭目以待，看看我们的政治家能不能找到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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